毛泽东秘书田家英的悲剧人生
田家英：26岁成毛主席秘书，相伴18年，主席称他为文学上知己
在1948年的西柏坡，一处窑洞之内，毛泽东主席正与一位身着中山装的男士相对而立，此时主席正在进行秘书的选拔面试。
面对毛主席的询问：“到我这里工作，你有何所思？”那位青年目光坚毅地回应：“不求有所建树，但求问心无愧。”
此人便是日后被世人尊称为毛泽东五大秘书之一的田家英。
自西柏坡窑洞中的书生至新中国成立后国家主席的政秘，田家英在职业生涯中始终恪守着他在主席面前所立下的这八个字……
在黑暗中，仍坚持寻光。
自三岁那年父亲不幸离世，田家英便失去了庇护。彼时，他之上已有兄长一位，姐姐四位，家中的重负尽数压在年迈母亲的肩头。依靠着父亲遗留下的微薄药店，一家人方能勉力维持生计。
那日，田家英的母亲携五岁的田家英沿河畔归家。行至临近家门之际，母亲忽觉身旁的田家英不见了踪影，顿时心生焦虑，立刻转身回头寻找。不久，她终于在一家院落的门槛前找到了田家英，只见他正好奇地探出头去，窥视着屋内的景象。
这屋舍乃镇中私塾，内里书声琅琅。目睹儿子眼中流露的渴求，母亲在感伤的情绪中，亦夹杂着一缕喜悦之情。
倘若丈夫尚在人间，必定会全力支持小儿子的学业。然而，田家英的母亲无视大儿子与儿媳的反对，坚定地做出了决定，将田家英送入了学堂。
田家英天资聪颖，在读书上展现出非凡的天赋，老师的教导在他身上似乎得到了超乎寻常的成效。《三字经》《千字文》往往是由田家英首先完成背诵。
田家英最愉悦的时光莫过于放学后，他便会依偎在母亲的膝上，绘声绘色地向母亲吟诵学校中所学的新鲜诗词。尽管母亲目不识丁，但每当听到田家英那朗朗的吟诵声，母亲总会开心地笑出声来。
母子俩依偎在屋檐下，共享着那份温馨喜悦的时光并未长久停留。然而，命运多舛，当田家英年仅九岁，母亲便不幸离世，让他在悲痛之中尚未平复，哥哥和嫂子又带来了一个晴天霹雳。
起初，我对田家英的兄嫂在母亲健在时仅敢私下抱怨的做法持不同意见。然而，田家英失去依靠之后，兄嫂便强硬地将她从学校退学，迫使她沦为药店的童工。
命运若为君合上之门，定会为君开启一扇窗。在田家英学堂，徐昌文先生作为其同窗的父亲，深知田家英的学识天赋，对他倍加珍视。因此，他常常邀请田家英到家中，与他进行深入的交谈。
交谈中，徐昌文得知田家英怀揣着成为一名作家的宏伟志向，这更坚定了他对田家英进行培养的信念。
即便无法步入学堂，田家英的求知之路并未受阻。徐昌文慷慨地将家中藏书悉数向田家英敞开，每当田家英在书海中遇到疑惑，徐昌文便会耐心细致，一字一句地为田家英答疑解惑。
徐昌文时常向田家英述说鲁迅、郭沫若等文人雅士的传奇故事，由此点燃了田家英对文学的炽热向往。
在哥哥嫂子的严格管束下，田家英在徐昌文家的读书时光颇受限制。每当沉浸在书海之中，忘却了时间的流逝，回家后难免会受到哥哥的责打和嫂子的斥责。
然而，田家英的内心仍旧萦绕着白日阅读书籍的篇章。
徐昌文目睹了田家英因专注于阅读而忽略了时间的流逝，从而遭受体罚的情景，便建议田家英可以将书籍带回家中继续研读。
田家英将书籍带至自家的卧室内，自此便陷入了忘我阅读的境地。这间卧室不过是由一块木板搭建而成，仅配备了桌凳数件。嫂子严禁田家英在卧室内点灯或使用明火。
心藏书卷，世间处处皆书房。田家英在简陋的农舍墙上巧妙地开凿了一个小洞，借此让街灯的微弱光影洒入这幽暗而寒冷的房间。在这微不足道的亮光中，田家英找到了所有的希望之光。
简陋的环境并未阻挡田家英追求知识的脚步。在他十三岁那年，他已将许昌文家中藏书一网打尽，无论是古典小说，还是唐诗宋词，亦或是历史通鉴与现代文集，书籍成为了他快乐的源泉。
随着年龄的增长，田家英内心深处对成为一名作家的渴望愈发炽热，这不仅仅是为了那微不足道的稿酬，更是为了实现他少年时代的梦想。
“快乐对我而言遥不可及，我以泪水浇灌着自己的心灵。作为一个忧郁的孩子，我似乎承载着苦难和折磨。是的，我如同夜晚的孩子，在挑战与痛苦中，在鲜血与唾液中，在恐惧与黑暗中，不断成长。”这不仅是田家英的文字表达，更是他个人经历的真实反映。
随着田家英的著作逐渐赢得众多出版社的青睐，他无需再忧虑生计问题受制于兄嫂。他得以挣脱束缚童年欢乐的囚笼，勇敢踏上了追求知识的征程。
田家英凭借自学完成了小学课程，顺利步入初中的殿堂。重返校园，如同雄鹰展翅高飞，他开始了新的征程。
田家英频繁往返于校园图书馆，在同学们尽情享受欢愉时光之际，图书馆内总能见到他埋头书卷的身影。正是在这段岁月里，田家英逐步沐浴在新文化思想的洗礼之中。
1937年，七七事变骤然爆发，田家英与同窗们并肩走上街头，高呼口号，激昂地呼吁政府与民众挺身而出，握紧武器，抵御外来侵略，誓死捍卫祖国河山。
经历游行后的田家英，却因校方指控其煽动社会不良运动而被除名。洞察了这满目疮痍的旧时代，他毅然选择效仿鲁迅，拿起手中的“笔刀”，决心切除旧社会的毒瘤。
通过毛泽东面试，成为毛岸英教师
1937年，得益于好友李富春和王若飞的鼎力推荐，田家英巧妙地避开了特务的追捕，历经7000余华里的长途跋涉，穿梭于半个中国的山水之间，最终抵达了革命的神圣土地——延安。
在探寻光明的征途中，田家英始终铭记以笔为武器，唤醒民族斗争精神的使命，相继创作了《激光》、《怀恋》、《手》等具有影响力的期刊散文。
他勉励心怀壮志的青年们，即便身处黑暗，亦不应放弃探寻光明的权利。至此，田家英在文学领域的声望已在学术界崭露头角。
1944年，田家英踏入延安，顿感这片土地洋溢着前所未有的舒心。这里的人们怀抱坚定的信仰，胸怀反抗压迫的英勇斗志。思想统一，如一体同心，这种生活氛围深深触动了田家英的心灵。
翌年，田家英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加入中国共产党，荣耀地融入了这光荣的行列。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尾声临近，暂居于西柏坡的毛泽东主席每日需处理的政务繁杂如织。鉴于此，组织部门便着手为主席寻觅一位秘书，以期缓解主席的繁重工作压力。
才华横溢且充满活力的田家英，因其出色的能力被引荐至主席面前。于是，便有了那段“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面试场景。尽管他的回答平淡无奇，田家英却顺利通过了毛主席的初次考验。
在复试阶段，田家英以严谨的态度撰写电文，顺利通过了考核。就这样，26岁的他开启了长达18年随侍主席的秘书生涯。
田家英与毛泽东在广州
在担任秘书之初，毛主席对田家英进行了多次的考核与锻炼。他派遣田家英前往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研，却并未透露调研的具体目的与内容。带着满心的疑惑，田家英踏上了东北的这片土地。
彼时的东北方刚摆脱战火束缚，百业待举，工业与农业生产均因战事而被迫停滞，尚无任何系统性组织得以展开。
田家英心中豁然开朗，他方才明白，主席的用意是要他考察东北解放区在战争结束后的城市管理情况。鉴于我军主要根据地位于农村，随着国共内战的接近尾声，毛主席正着手为党在治理城市方面的未来策略进行深思熟虑。
田家英亲自深入东北的工业重镇和制造业基地，以及农业生产一线，走访了众多家庭，全面细致地掌握了第一手资料，并据此编制了一份详尽的问卷调查。
重返西柏坡，田家英便将此行所目睹、所听闻、所思所想，如实向毛主席进行了详尽的汇报。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教育事务，从政府机构到民众生活，他都将每一个细节逐一向主席进行了阐述。
田家英
审视着眼前的汇报文件，主席不住地点头，对于田家英此番的考察，主席感到非常满意，尤其是田家英能够精准地捕捉到他的心之所向。
自那时起，毛主席便安心地将诸多要事委托田家英处置，诸如个人财务、信件等事宜。田家英也因此被誉为“主席的得力大管家”。
1949年1月30日，苏联特使米高扬秘密造访西柏坡。此次访问，作为苏中两国间的秘密会晤，其机密性不言而喻。
田家英受主席之命，肩负起记录会议的重任，这亦是他首次承担如此重大的职责。
在接待至会谈的全过程中，田家英始终密切关注着会议的核心内容。他手中的笔在纸上迅速穿梭，记录下每一个关键点。会议落幕之际，田家英即刻返回自己的办公室，着手整理出详尽的会议纪要。
翌日，毛主席便收悉了会议纪要，此次任务执行之精细程度，赢得了毛主席对这位秘书的由衷赞誉。
田家英最为动容之事，莫过于主席对他无以伦比的信任，而这份信任中最为深切的体现，便是主席委以重任，让田家英担任毛岸英的启蒙导师。
毛岸英，毛泽东与杨开慧的亲子，自其母杨开慧英勇献身后，于1936年，毛岸英便被送往苏联接受教育。
1946年，毛岸英学成归国于苏联，鉴于他童年时多在隐匿中度过，未能充分接触中国文化教育，毛泽东遂萌生为儿子寻觅良师的念头。经过深思熟虑，他认定田家英最为适宜。这位年仅二十岁的田家英，不仅能挥毫泼墨，写出激昂澎湃的文章，而且对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因此，让田家英担任毛岸英的导师，实在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主席亲临田家英身旁，语重心长地问道：“岸英自幼便未曾接受系统的国文熏陶，因此，我希望你能担任他的国文导师，向他传授诗词和历史知识。这并非强制性指令，而仅仅是出于我个人的恳请。”
田家英未曾预料到，主席竟然将培育毛岸英的重担托付于他，这无疑是对其文化积淀的肯定。他当即便应允了。
田家英与毛岸英，两位同龄人，就此结成了师生之谊。田家英并未摆出严师的姿态，相较师生关系，他们之间更似一对亲密的朋友。
田家英将所学所得毫无保留地传授于人，而毛岸英亦乐于向田家英分享自己在苏联的趣闻轶事以及异国文化。
于西柏坡之地，二“英”的身影无处不在。在接待苏联特使米高扬的过程中，师生二人一同出席了这场高规格的会议，一人担当翻译重任，另一人则担任秘书一职。他们二人均在青年才俊中崭露头角，成为一时之选。
为民服务的好助手
1956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批准下，中央正式发布了任命中共中央主席五大秘书的文件。
田家英担任主席日常秘书，并跻身于主席五大秘书之列，这一经历在田家英的回忆录中被他视为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
从草拟文件、处理信访事宜，到深入农村开展调查，乃至保管存折，这些均构成了田家英日常工作的内容。在田家英看来，即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需立即予以妥善处理。
一日夜深，田家英正欲安寝，忽有密使呈上三封内容如一的函件，内中均命其探寻“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之句的来由。
田家英得知主席正着手创作新篇诗词，遂迅速披挂起衣衫，径直来到自家的私人图书馆。
田家英对清朝的历史情有独钟，因此在西柏坡时期便着手搜集明清两代的历史文献。如今，从最初携带的十卷书籍，其收藏已壮大至占据一整间屋子。主席深知田家英热衷于藏书，正因如此，才委托他为自己搜寻诗作。
凭借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浩如烟海的藏书，田家英迅速确定了那首诗的来源。他轻轻从书架上取下一册书籍，亲自将它送至主席的书房。主席对此赞誉有加，称他为自己在文学领域的知音。
身为主席的贴身秘书，田家英需入驻中南海。由于他与主席共处的时间远超其他四人，这为他深入理解毛主席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田家英察觉到，他与主席在诸多兴趣上不谋而合，其中便包括对古籍诗词的搜集与研究。
田家英对搜集古诗词情有独钟，一得闲暇便前往北京的古玩市场寻觅古籍。每当人们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难以寻觅到田家英的身影，便会派人前往古玩摊上寻找他的踪迹。
果然不出所料，田家英正俯身于一个小摊前，与摊主一番讨价还价的争执，双方争论得面红耳赤，实在难以相信这样的场景会是国家主席的秘书所演绎。
服务于主席身旁，田家英始终铭记肩负的职责与使命。主席历来重视基层民众的呼声，故而吩咐田家英将民众的来信汇总整理，每日指定一特定时段呈递主席审阅。
在某个时刻，田家英偶然得悉一封来函，其寄出地竟系主席的母校——湖南一师。信件之发件人，乃是主席昔日求学期间数学老师的后裔。信中娓娓道来，言及自身家境之困顿，家中孩子甚至难以饱食一顿。
原本，这仅仅是一封揭示生活困苦的朴素信件，其内容并未触及到重大的政治议题。然而，田家英并未将此轻视为微不足道之事，反而立刻将此信亲自呈送到了主席的案头。
主席对民众的来函总是悉心审阅，并亲自提笔回信。曾有一回，主席在田家英的办公桌上偶然发现了一封几日前本应寄出的信件。
主席察觉田家英对此事不够重视，遂勃然震怒，将田家英紧急召见，严厉质问其为何未能及时将信件发出。
田家英急忙解释道，主席的亲笔信件必须加以搜集并予以记录，它们是我党宝贵的历史财富。每收到主席的回信，他都会亲自誊写一份副本，并将副本信件发送出去，而原信则送往国家历史馆妥善保存。
主席方才意识到自己误怪了田家英，遂急忙向其致歉，并对田家英的深思熟虑给予了由衷的赞誉。
田家英在文学创作上的巅峰之作，便是协助毛泽东撰写了中共八大开幕词。毛泽东本就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通常情况下，代笔之事是他最为忌讳的。然而，中共八大开幕词的撰写，却成为了罕见的例外。
田家英彻夜未眠，终于完成了这篇仅有两千字的佳作。毛主席手持田家英的稿件，于中共八大开幕式上发表了激情洋溢的开幕词。这场短短几分钟的演讲，却赢得了三十余次热烈的掌声。
在休息间隙，有人好奇地向毛主席询问这场开幕词的作者，主席笑眯眯地回答道：“是我的秘书田家英所撰，他可谓是文采斐然的作家。”
凭借东北考察的丰硕成果，主席尤为青睐派遣田家英遍访各地，以深入了解实情，并向其本人汇报各区域的真实状况。
1961年，田家英莅临浙江展开调研，目睹了当地民众所遭受的艰辛。在随后的会议上，他发表了激昂的演讲，以中央工作人员的立场，向浙江的民众诚恳道歉，并郑重承诺，共产党将竭尽全力，确保浙江人民早日迎来幸福美好的生活。
田家英坚定地言道：“每一言、每一行、每一项政策，皆须与人民的福祉相契合。”在那个瞬间，会场中的田家英，宛如一位挥毫泼墨的战士，再次浮现于众人眼前。
为了推动和加速农业合作化的进程，毛主席派遣田家英重返久违的故乡进行实地考察，这标志着田家英数十年来首次踏上这片熟悉的土地。
田家英
地方官员闻知中央派来一位高官，便立即筹备了丰盛的宴席以接待田家英。
田家英步入屋内，目睹桌上堆满了丰盛的鱼和肉，却毅然转身离去。此行返乡，他旨在为家乡百姓谋求福祉，绝非成为家乡的“吸血鬼”。
田家英深入家乡基层，与民众共餐同宿，他亲自对那些平日里欺凌乡里百姓的农业合作社社长进行了处分。家乡的人民深知，田家英是一位秉持实事求是、深切体察民情的好官。
因而，在双流县间流传着“鱼肉难留田家英，实事求是惠百姓”的佳话。1966年，那位昔日的凿壁苦读诗人，后来成为一心为民的主席秘书，终归尘土，却留下了一生的传奇，令后世不断追思。
夜读名人往事
揭秘毛泽东秘书田家英之死内幕
在毛泽东的五位秘书中，田家英堪称最年轻的一位。
在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中，田家英以其年轻之姿独树一帜，却不幸成为中南海内部首位在“文革”期间离世的高级干部。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知的，是他以“含冤自尽”的方式离开人世。然而，近年来自境内外媒体却纷纷涌现出新的说法，坚称田家英系他杀所致，并且毫不迟疑地援引了“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档案局”等权威机构的档案文件作为证据。一时间，真相与谣言交织，众说纷纭，真假难辨。
究竟田家英是自尽还是遇害？此事件的背后历史真相究竟怎样？关键人物与知情者披露的关键信息，逐步揭示了田家英离世背后的惊人秘密。
田家英，建国初期人物。
“篡改主席指示”
曾正昌，即田家英，1922年1月4日出生于四川成都。自幼家道中落，三岁便痛失慈父，十二岁又遭遇母亲的离世。他以“走遍天下路，读尽世上书”为座右铭，勤奋好学。早年便开始向报刊投稿，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评论，从而以“田家英”为笔名声名鹊起。他曾与一位姓刘的教授在报纸上展开激烈论战，最终以卓越的才华赢得胜利，令川中人士对他刮目相看，赞誉为拥有“过目不忘”才能的“神童”。1937年，因参与抗日活动，田家英被学校开除。在地下党的安排下，他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深造。次年，他顺利毕业并留校任教，成为该校最年轻的近代史教员。同年，田家英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田家英首次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是在1942年1月8日《解放日报》上刊发的杂文《从侯方域说起》。此文论述了明末清初文人侯方域对阉党之恶行和时弊的犀利批判，展现了其斗争精神。毛泽东在阅读这篇文风老练的佳作时，敏锐地察觉到了作者深厚的文史素养和锐利的思想洞察力，于是开始深入了解田家英的背景。到了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归来，中文基础尚显薄弱，毛泽东便让与长子同岁的田家英在工作之余担任儿子的文史导师。
1948年，老秘书胡乔木力荐田家英担任新任秘书。自此，田家英便踏入毛泽东的身边，肩负政治秘书一职长达18年。田家英性格忠厚老实，工作细致而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与重用。毛泽东的存折、稿费以及印章等均交由田家英负责管理。在处理群众来信的过程中，重要信件均需送交毛泽东亲自批阅，田家英则会将毛泽东的亲笔回复重新誊写，随后寄出，从而确保了许多珍贵资料的完好保存。
“嘿，竟有此等佳作，看来尚可，不妨收录。”此诗遂成为众人皆知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田家英对古诗词的鉴赏力深得毛泽东赏识，二者常相切磋；有时毛泽东遗忘作者或语句出处，亦会致信田家英求助。毛泽东致田家英的亲笔信件，累计达25封之多。
田家英（左方）与毛泽东等领导同游杭州，位于左二的是陈伯达。
精通毛泽东著作的田家英投身于《毛泽东选集》的编纂工作，并亲自担纲1至4卷中987条注释的编撰重任。从精选文章到撰写详尽的注释，再到校对和印刷，他始终严谨细致，毫不含糊。正是由于他的辛勤付出，这套四卷巨著终于在1960年9月得以完整出版。1964年，田家英提出出版一套适合农村干部、一般干部及解放军战士阅读的普及版，中央采纳了他的提议，并委派他负责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的三个版本。田家英对毛泽东思想的传播与普及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
“即便我们的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也绝无骄傲自满的理由。谦逊使人进步，骄傲使人退步，这一真理我们必须时刻铭记。”会议休息期间，多位代表纷纷走到毛泽东面前，对开幕词的简练有力、振奋人心表示赞赏，并夸赞其文笔出众。毛泽东坦诚回应：“这篇讲话稿并非我亲笔，而是由一位年轻的秘书田家英所撰。”
田家英堪称自学成才的楷模。凭借在文史与理论领域的深厚造诣，他荣任《红旗》杂志的常务编委、中共党史编委会的委员，以及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此外，他还身兼数职，担任国家主席办公厅、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等要职。
1952年，田家英与女儿曾立于中南海。
“十年京兆一儒生，嗜书好字不慕名。一餐粗食亦知足，愧对天下苍生心。”然而，书生的道德理念让他选择了充满风险的行为路径——直言进谏，绝不盲从迷信。这也为他悲剧般的人生埋下了不可忽视的伏笔。
“若能重新来过，我将尝试另一种社会主义道路。”在当时，这番言论无疑是石破天惊之语。
一是要能治理国家，而非仅能驾驭身边之人；二是避免留下千古遗恨，让人日后议论；三是切勿对批评充耳不闻，以免他人难以上达忠言。这些言论激怒了毛泽东，导致田家英遭受立案审查。1962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公开点名批评田家英，指责他未能修改《农业六十条》，反而支持包产到户。这成为田家英政治生涯中的又一次重大打击，此后他鲜少再参与文件的起草工作。
1961年，田家英（位于左一）、林乎加（居于前方右侧）赴浙江进行实地考察。
田家英的书卷气与正直品质，在对于《海瑞罢官》的评价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彼时，江青向毛泽东提出，吴晗所著的《海瑞罢官》存在瑕疵，应当予以批判。毛泽东遂命田家英阅读该剧本，并陈述己见。田家英审阅完毕剧本后，并未随声附和江青的观点，而是向毛泽东汇报称，吴晗塑造了一位勇于犯颜直谏的忠臣形象，他并未发现《海瑞罢官》中存在任何阴谋。
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引发争议，田家英对这种批评态度持保留意见，反观毛泽东则表示赞同。田家英忍不住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主席，您是否应该更加开放地听取不同的声音，亲近贤能，远离奸佞……”毛泽东听后，笑容逐渐收敛，反问：“这么说，我已经无法接受任何反对意见了吗？”田家英解释道：“并非如此，我只是想提醒您。”毛泽东回应：“从你的语气中，我似乎觉得你自认为是贤臣之一，还有彭德怀、杨尚昆、罗瑞卿，吴晗是否也属于此类？”田家英闻言，默默低头，独自承受着“主公”愤怒带来的苦楚。
“戚本禹的文采斐然，我已细读三遍，只是美中不足，未点明要害。姚文元的文章同样出色，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同样存在不足，未能直击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在于‘罢官’二字。嘉靖皇帝曾罢免海瑞之官，而1959年，我们亦曾罢免彭德怀同志的职务，彭德怀同志亦可视作‘海瑞’之流。”陈伯达闻言，立刻拨通电话，将这一喜讯告知了江青。
关锋在提交整理完备的会议纪要给田家英审阅并做进一步修改的过程中，田家英认为其中一段内容与讨论主题关联度不高，遂将其删除。关锋遂将这一情况密报给了江青。江青因此对田家英大加指责，称其为“老右倾”，进而给他罗列了一项足以致命的罪名——“篡改毛主席的指示”！她与陈伯达联名向毛泽东提交了一份报告，强烈要求对田家英予以处分。
在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前夜，雷鸣电闪，暗潮涌动。田家英的不幸命运，如影随形，终将不可避免地降临。
三人小组抵永福堂
1966年三月，田家英参加了在杭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本打算向毛泽东汇报工作，但毛泽东挥手示意：“我已经了解了，你告诉我，彭真同志是否负责整理了我与陈伯达、艾思奇等五位同志的谈话内容？”田家英确认是，毛泽东却带着嘲讽的语气说：“整理得不错，只是遗漏了一句关键的话。你听说过杨尚昆未经中央批准私自安装窃听器的事情吗？”田家英表示不知情，毛泽东脸色变得严肃：“我料到你会这样回答，现在你回到北京去，今后我不会再找你，你也无需再来见我。”自此，田家英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五一六通知》一经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随即决定设立一个专项工作组，由周恩来同志担任组长，负责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三位同志的问题进行审查。至于罗瑞卿同志的问题，则交由军委负责审查，并由林彪同志具体负责。与此同时，陈伯达和江青同志将一封关于田家英同志删减主席批判《海瑞罢官》指示的信件，以及公安部关于田家英同志所谓“特殊问题”（传闻为“收藏文物”）的报告，一并呈送给了毛泽东主席。这些文件已经由主席批阅，并交由中央政治局各成员处理。鉴于田家英同志作为毛泽东主席秘书的特殊身份，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审查彭、罗、陆、杨四位同志的工作组之外，再增设一个专门的审查小组，以处理田家英同志的问题。该小组的组长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同志担任，组员包括新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原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和戚本禹（原《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
1966年5月22日，星期日，晨光初照。安子文在中组部紧急召集王力与戚本禹，传达总理的指示：即刻安排与田家英同志谈话，要求其暂停职务，进行自我反省。在毛主席的批准下，戚本禹同志将接任田家英同志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一职。对田家英同志的工作，尤其是毛主席的亲笔文稿，交接过程中务必确保准确无误，万无一失。
从前排右侧起，依次为田家英、毛泽东、王任重；后排右侧第一位是李洪林，左侧第二位则是丁伟志。
约莫下午三点钟，我们三人小组抵达了中南海永福堂，田家英的住所兼办公室。遗憾的是，田家英当时并未在宅，只有他的夫人董边在。董边担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同时也是《中国妇女》杂志社编辑室主任，她曾是安子文的前任部下，两人关系颇深。然而，由于我们事先并未有任何预约，她对这突如其来的拜访显得有些拘谨，她解释道：“家英和逄秘书外出办事，稍后便会回来。”随后，她为我们倒上了茶水。
田家英与逄先知等人大约半小时后返回，一见到他们，他的神色立刻变得紧张。安子文请田家英入座，同时也示意董边和逄先知落座，接着说道：“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已经收到相关反映，决定从现在起暂停你的工作，并要求你进行自我反省。你的职务、文件，尤其是毛主席的手稿，都将移交给本禹，交接手续稍后进行。”安子文继续说，“你问题的严重程度以及如何处理，将依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来决定。请你相信中央和主席。在这段时间里，你应居家反省，不宜外出。”田家英询问安子文，他应从何处开始反省？安子文回应：“先自己思考一下，从庐山会议至今，你犯了哪些错误。”
戚本禹回忆道，在此次对话过程中，安子文始终保持着平和的姿态。他仅提及田家英所犯的错误，并未涉及《海瑞罢官》一事，亦未提及公安部的报告，更未提出让田家英迁出中南海的要求。而田家英在谈话中流露出的，是无奈与委屈的神情。
戚本禹于田家英府邸与汪东兴进行了通话，向其传达了与安子文会面时的谈话内容，并请求派遣机要人员以协助整理文件。汪东兴随即派遣了中办机要室的机要员王妙琼前来支援，并特别指派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办公室主任张纯协助戚本禹开展工作。
田家英（1950年代）
王妙琼大约在下午四点钟抵达了永福堂。此时，安子文与王力先已经离场，戚本禹紧接着前往汪东兴的办公室。到了五六点钟，戚本禹接到了王妙琼的电话，她告知田家英处的文件已悉数清点完成，并补充道文件早已经过整理，一目了然。戚本禹指示她与逄先知妥善完成交接事宜，待到星期一上班时，中央文件需交付机要室，来信来访文件则由他亲自接收，《毛选》第五卷的排印稿则需存放在甲楼。
董边回忆，人们在离去之后，田家英与她继续整理相关文档。田家英从抽屉中取出一本质地粗犷的小册子，里面记录了胡乔木在延安时期所记的周恩来在整风期间的讲话。建国初期，田家英向胡乔木借得笔记，并委托董边转录副本。田家英询问董边：“这份材料是否上交？若是上交，是否会连累到你？”董边坚定地回答：“我要上交，我不畏惧。”田家英在董边面前特意举起这本小册子，随后将其放入待上交的文件中。
田家英小心翼翼地揭开了一个久未启封的蓝布包装盒，盒中珍藏的是毛泽东的墨宝。每一页、每一张都经过精心装裱，井然有序。自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以来，他陆续收集了这些宝贵的墨迹。其中既有毛泽东亲笔赠予他的作品，也有毛泽东当面挥毫后本拟弃之不顾的草稿，然而田家英却一一珍藏。他对毛泽东的书法情有独钟，同时坚信这些文字或许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发挥重要作用。例如，毛泽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便是存放在此盒之中。若非田家英的悉心收集，这首气势磅礴的佳作或许早已失传于世。
“中央视我为何种矛盾——人民内部还是敌我？我觉得更像是敌我矛盾。”
1951年，田家英、董边及女曾立。
戚本禹在回忆录中提及，当夜将近11点，田家英拨通了戚本禹的电话，告知他发现了一些未曾登记的旧文件。戚本禹回应道：“那么，我这就派人去登记。”田家英却说道：“不，我需要亲自向你说明。”戚本禹点头同意，随即表示：“好的，我立刻带着王妙琼前往你的住处。”
戚本禹因文件交接需经田家英秘书之手，于是与逄先知一同前往永福堂东厢。田家英抓住这个时机紧随其后，于卫生间转角处急切地询问戚本禹，究竟发生了何事，是何人对他不利。这一行为虽违反纪律，但田家英敢于如此行事，全因他与戚本禹有多年深厚的交情。自1950年进入中南海，戚本禹便成为田家英的下属。然而，几天前田家英因问题受到批评，被指责为“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因此当深夜田家英询问消息时，戚本禹并未多言。但戚本禹分析认为，鉴于他对毛泽东的了解，他深知没有毛泽东的同意，无人能令田家英停职接受检查。
然而，根据田家英的夫人董边以及当时的秘书逄先知的后续回忆，他们均声称当晚并未与戚本禹有过接触；相反，是戚本禹主动拨通了电话，邀请田家英前往秘书室签署文件，田家英对此感到愤怒，遂挂断了电话。中办机要员王妙琼在田家亲属就此事件的询问中也表示，她并未记得在那晚与戚本禹一同前往永福堂。这一切或许将永远成为不解之谜。
遗言：“士不可辱”
1966年5月23日凌晨，董边轻步踏入田家英的卧房，只见他斜靠在床榻之上，似乎整夜未曾合眼，陷入深沉的沉思之中。董边便宽慰道：“主席对您的处境已是明察秋毫。耐心一些，事情终会水落石出。”妻子的慰藉，却让田家英的内心更加增添了几分凄凉，他欲言又止，难以启齿。
数十载共度风雨，田家英对妻子了如指掌。她同样是延安时期投身革命的老干部，然而，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性，她在某些问题上，难以得到最亲近之人的理解与交流；此时此刻，更难以三言两语向妻子释然。这让他内心倍感煎熬。
“对于这件悬而未决的历史案件，我应当承担起相应的责任。至少，在那个时刻，我本应向安子文提议，让董边留在家里照顾田家英。我对此疏忽了，这是我严重的失职。”
董边离去后，田家英在离世前的那个上午是如何度过的呢？
叶永烈在其著作《毛泽东的秘书们·秘书田家英》中，如此记载：“在这片宁静之中，田家英在‘永福堂’的小院中，独自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清晨时光……四周静谧无声，电话铃声未曾打破这份宁静，也未曾有宾客造访。”然而，事实并非如其所言。
王凡在其采访董边与何均的撰文中提及，"在那日上午，确实有人莅临了永福堂内田家英的寓所，此人正是田家英在延安时期便并肩作战、解放后亦保持着紧密联系的老友——何均。"
王文提及，在延安时期，何均与田家英同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共事。几乎与田家英成为毛泽东的秘书同步，何均亦肩负起朱德秘书的重任。新中国成立之际，他们两人均在中南海继续履行自己的职责。
5月23日的清晨，大约8点钟光景，何均如常上班途中经过永福堂。前一天夜晚，他听闻了汪东兴宣布田家英停职反省的消息，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渴望能立刻见到田家英。不久前，他们还曾一同走出中南海东门，沿着故宫河畔漫步至王府井的旧书店，一路上畅谈甚欢。江青与陈伯达的日益活跃，让他们预感到时局将有变动，内心不禁感到一丝沉闷。这次永福堂的相聚，本意是何均想要给予老友一些慰藉，然而，两人心中都笼罩着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的阴霾，对于这场风暴会波及到谁，他们也难以预料。往日里谈笑风生的他们，此刻却相对无言，只能偶尔交换几句话，却愈发增添了凄凉的氛围。
何均与田家英在田家英的居所相谈甚久，直至他终于起身，准备告辞。然而，田家英执意希望他能多留片刻。尽管再次落座，两人间的对话依旧寥寥无几。片刻之后，何均再次起身，田家英再次挽留，如此反复，竟有三四次之多。最终，何均察觉到工作时间已过，便礼貌地告别。田家英亲自将何均送出永福堂的庭院，直至他即将步入办公室，方才转身离去。
何均仅能忆起田家英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士可杀，不可辱。”
那日上午，田家英的秘书逄先知因公外出。此时，永福堂院内仅剩田家英的专职公务员陈义国一人。陈义国泡好一壶热水，整理完房间后，便在自家的耳房中静候，随时准备听从田家英的召唤。
寻常的永福堂，若无宾客造访，总是显得格外宁静。田家英的两位千金皆在校就读，平日亦不居于永福堂之中。自何均离去之后，田家英又有所举动，然而无人得见其究竟。
“主任不知所踪！”
秘书室行政科长路辉亦同陈秉忱共处一室，二人一边指示陈义国持续搜寻，一边分头联络田家英可能停留的地点，进行电话询问。遗憾的是，最终汇总的信息仍旧显示田家英的下落不明。他们心中不禁有些慌乱，因前一日晚，他们均参与了汪东兴主持的紧急会议。众人皆知晓田主任遭遇了麻烦，然而，谁都没有将事情往更糟的方向去想。
经过一段时日的流逝，陈义国前来汇报：在永福堂院落内，毛主席的书房似乎有人的踪迹。然而，由于书房内光线昏暗，即便是在白日，亦需点亮灯光方能视物。陈秉忱与路辉携同一位行政干事，跟随陈义国抵达书房门前，却见门扉从内紧闭。他们破窗而入，藏书室的景象瞬间让他们瞠目结舌……
显而易见，田家英已被悬挂多时。众人急忙将他解救，除去外衣，随即展开人工呼吸及口对口吹气等急救措施，然而由于死亡时间过长，终究无法挽回其生命。随后，他们紧急拨打电话至人民大会堂，向正出席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汪东兴等人通报了这一情况。此时，时间已接近下午两点。汪东兴、安子文、王力、戚本禹等人迅速乘车返回中南海的永福堂。
在《田家英遇害之谜：自缢还是他杀？》一书中，戚本禹透露：田家英遇害时，其舌头伸出，脖颈有痕迹，显然是自缢所致。现场目击者，包括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和中央领导，均未发现田家英身上有枪伤，且毛泽东藏书室和田家英办公室内也未发现血迹。
“深信党组织必将查明真相，坚信冤屈不会沉沦海底。”
关于田家英不幸自尽的噩耗，随即上报给了在京的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以及当时身处外地的毛泽东和江青。据传，毛泽东在听闻此噩耗时曾感慨地说：“人死不能复生，他在我身边度过了18个春秋。自五六年以来，每逢重大政治事件，他总能提出独到的见解。然而，后来他与彭德怀、彭真、杨尚昆等人走到了一起……”
董边回忆称，当日下午三点左右，她因对田家英放心不下，正打算回家，突然接到中组部长安子文的来电，要求她立刻前往中南海西楼会客厅。“西楼会客厅通常是少奇同志接待贵宾的场所，我为何会被安排至此？”董边心中猜想，这或许与田家英的事情有关，内心不禁紧张起来。
踏入西楼会客厅，眼前已见安子文、汪东兴等人士先行一步。安子文径直对董边透露，田家英因畏罪而自尽。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宛如晴天霹雳，瞬间将董边推入了无尽的深渊。
必须让董边亲自查验遗体，他们连续追问：“田家英临终时是否留下了什么话？”“是否需要送往医院进行尸检？”此刻，董边的思绪混乱，只能机械地回应：“一切听从组织的安排。我遵从组织的指示。”
于日常存放毛泽东书籍的西室之中，田家英的遗体被覆盖着那床伴随岁月流转的蓝色床单。有人紧紧抓住董边的臂膀，力图将她拉近，迫切希望她能看个真切，确认自杀的事实。
床单缓缓掀开，董边目睹了田家英那凝滞如铁、面色惨青的面庞，往日里总是洋溢着活力的他，此刻却满目悲愤与痛楚，情绪不加掩饰。她的丈夫，正值44岁的壮年，一缕英魂却已随风消散。董边终于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放声大哭……
田家英的遗体随即被送往火化。当晚，董边一家离开了中南海。
岁月流转，毛泽东不禁缅怀起那位陪伴自己长达十八载的秘书。他感慨地轻叹道：“田家英，实则并无什么过错。”
1980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为田家英恢复名誉，并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于八宝山革命公墓。邓力群同志受中央委托，发表了悼词，深切缅怀。
“田家英同志，历经革命岁月的磨砺，对党忠诚不渝，对人民满怀深情，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优秀共产党员。他投身共产主义事业，辛勤耕耘，贡献良多。数十载的践行之路，充分证明了家英同志的诚信品质、正直作风和坚定的革命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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