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军先进军备且全力猛攻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将士以血肉之躯拼死“为卫国守土而抵抗”，守卫上海33天，日军“4小时占领上海”的意图落空，被逼上和谈桌。
“一针一线密加工，送给前方慰有功”
■黄强，摄于1928年。原载《台湾别府鸿雪录》。（翻拍）
1932年1月29日天亮，日军飞机出动助战，在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逐渐蔓延。此战，敌我武器装备悬殊，十九路军将士凭着保家卫国的热血，虽在隆冬，亦赤膊上阵。首先投入战斗的是黄强任广东保安处长时的旧部翁照垣、张君崧两个团。黄汉廷率上校营长周刚如等和平勇士及其他将士，于29日奉命率部赴前线增援，在大场、燕毛湾一带，沉着应战，冲锋肉搏，杀得敌人连连溃退。
展开剩余87%■淞沪抗战中坚守吴淞炮台的十九路军官兵正严阵以待 （翻拍）
30日，农历腊月廿三，正是中国传统的“小年”。宋庆龄和何香凝冒着炮火，赶到十九路军的前线指挥部慰问。
看到数九寒天里，十九路军的士兵衣裳极为单薄，差点就要被冻僵，宋庆龄十分难过，从前线归来，马上号召全城捐制棉衣，数日之内，3万多套棉衣、丝棉背心分批送到阵地。
2010年，十九路军士兵曾晖回忆，当时设在上海的国立暨南大学的学生们将亲手缝制的棉衣送到这些抗日战士的手中。
“有一件棉衣上绣着这样一首诗：‘一针一线密加工，送给前方慰有功，给您御寒兼御侮，凯旋归日立奇功’。”曾晖眼里饱含着泪水说，就是这件棉衣、这首诗让所有的将士深受鼓舞，士气大振。他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1932年的春节，和许多和平籍同袍一起，黄胜庸在战壕里度过。这年的元宵节，他仍在战壕里度过。没有和平，自然也就没有节日。由于军方物资补给不够，黄胜庸等吃的是罐头，这些罐头，是上海各界民众、海内外友人等支援前线的物资中的一小部分，还有从日军身上缴获的战利品。
战争中，民与兵紧密联系在一起。据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和上海市商会二处的大概统计，光是捐款就有200多万元，还有食品、衣服、药物、运输工具、汽油、弹药、各类工事材料等实物，其中粮食每天平均有300多石。
战地的群众尽全力配合军队作战，在不少部队伙食供应不上的时候，都由他们炊制或将伙食输送过去。支援淞沪抗战，把日军赶出中国的口号此起彼伏，国人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从工人群众、学校师生到各行各业的市民百姓，都加入到这一场民众抗日救亡活动中，以实际行动支援部队。
在河源，民众也以自己的方式支援上海的抗战。2月中旬，日本侵略我领土的消息传至河源县后，民众抗日情绪高涨。为了正常防卫，学界方面，中小学校组织募捐队12支，向各机关及绅商富翁募捐。另外由各校组织宣传队15支，不分昼夜在城市街道及周边乡村宣传抗日；商店方面，一致决定不买卖日货，如果发现买卖日货罚百金。柏埔、白田、埔前、高埔、石坝、黄麻陂、石峡、七火金等乡团，纷纷组织义勇军，请退职军官出任指挥，并施行野战工作，希望能够练成劲旅，与日军作战。当月组织成队者，有柏埔、石坝、石峡、黄麻陂等地。（《香港工商日报》）
“随时待命，拿起枪就打”
2012年，黄胜庸仍然记得，在战场上和日军一接触，才知道他们军备的先进性，“日本鬼子厉害，他们有飞机。”日军除了飞机，还有坦克、炮车等重型武器。
1932年2月4日，日军开始了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各线均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阴险的日军还派出便衣队四处杀人纵火，上海市民被害者无以计数。
5日，国民政府派以张治中为军长的第五军增援上海。
6日，日军续调4000人到沪参战，发动第四次总攻。闸北、八字桥、江湾一带战事激烈。
20日，日军于上午7时20分下总攻击令，海、陆、空军全力向吴淞、江湾、庙行、闸北进攻，先用大炮分别向江湾、庙行等我军阵地猛轰，步兵协同坦克部队，直逼张华浜、杨树浦一带。
22日，日军第九师师长植田谦吉亲自指挥作战，以步兵数千人配合飞机、大炮、坦克，向我方阵地凶猛进攻。黄汉廷所在的三五七团，调防江湾，死守前线。
1932年的年前年后，“炮弹、枪声、炮声大作，如暴风急雨、海啸山崩，惊天地而泣鬼神”。
烟幕弥漫之下，敌我肉搏相冲，鲜血四溅，日军死伤枕籍，我方亦伤亡不在少数。
黄胜庸每天都在战火和寂静的交替中度过。2015年6月，记者与我市关爱抗战老兵的志愿者赖弥平、余剑平、苏勇军等看望老人时，与黄胜庸老人交谈了许久。
■黄胜庸抱着当年长官的照片，从左至右为：张治中，蒋光鼐，蔡廷锴。（翻拍）
“我当时也没想太多东西，家人？也想得不多。”黄胜庸说，就是随时待命，拿起枪就打。
“在战场上，随时有可能没命，您怕么？”在黄胜庸家，记者问道。
黄胜庸笑着说：“没什么好怕的。”他一挥干瘪的手臂，仍有军人的气势，“战场上，炸中了，算倒霉；没炸中，是幸运。战场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1932年2月25日，在黄汉廷的指挥下，引发地雷，炸毁敌军车辆多辆。趁硝烟弥漫之际，曹学容等和平勇士冲锋陷阵，与日军进行肉搏，血花飞溅，洇湿了脚下的上海滩。就这是样，战斗持续了5天，七连的黄振民带了士兵曾娘金等8名战士冒着敌人的机枪扫射和飞机轰炸的危险，前往战壕营救，但他们跑出防守阵地没多久，就被日机发现，向他们扔下一颗炸弹，黄振民、曾娘金当场以身殉国。我军抱着以死报国之志，以血肉之躯，保住了江湾阵地。
然而，即便黄胜庸再豁达，每每回忆起黄振民等人，他都老泪纵横。“好惨，好惨。”黄胜庸喃喃地说，手一指大约10米外的单车，“大概就在那么远的地方，50磅重的炸弹，呼啸着掉下来，把他们都炸没了。”
每个人在战场上都随时可能没命，当时的黄胜庸也差点血溅沙场。
战斗中，黄胜庸正要朝日军射击，“没想到敌人的机关枪比我的枪快，突然向我扫射过来”。此时的黄胜庸命悬一线，战友们都以为他要见阎王了，结果子弹只是从他的裤档下穿过，裤子被打穿了好几个洞，人却毫发未损。
黄胜庸并不记得自己打死打伤了几个日军，只记得，他端起枪来扫射，就有日军倒在泥地上。
顶住日军全力猛攻，生死交战33天
1932年2月27日，日军援军到沪。
27日、28日两日，全线沉寂。
29日拂晓，日军白川司令，部署发动新的总攻，以数十门重炮作掩护，数十架飞机助战，步兵1000多人，陆空夹攻，向我军阵地猛冲，包抄我军后侧。情势危急，我军撤至钱家荡、沈家宅抵抗，而敌军仍继续前进。“我军士气振奋，以一当百，誓死坚守，敌亦伤之过半，卒不得逞。”黄汉廷在《淞沪抗日和藉官兵抗战事略》中回忆。
眼见中国军队如此顽强抵抗，日军于是派数十架战斗机投下了大量炸弹和燃烧弹，炸毁焚烧我军防御工事，并以机枪扫射，掩护步兵向我军阵地猛冲。
我军早有准备，见炮火太猛，贸然冲上去，不过是白白牺牲。于是在战壕中埋伏不动，等敌人接近时，由敢死队员跃出战壕，白刃相接。激战至天黑，敌人无法得逞。
在八字桥处，日军以9辆坦克掩护其1000多名步兵，由水、陆路猛攻，三五七团三营九连的兵士浴血应战，与敌展开肉搏，日军也伤亡过半，阵地6次易手。日军联队长村崛被我军击毙。
经过数日恶战，黄德俊所在的九连，只剩下八九个官兵，曾在一天之内，升补排长3名，最后几乎全连牺牲。
九连连长黄瑾，在坚守阵地的战斗中，被敌军机枪击中臀部，倒在战壕里。黄汉廷在战后回忆，黄瑾在激战之初，手臂就已中弹，“血满战袍，犹复裹伤，忍痛指挥，杀敌不稍退，其坚强忠勇之风，尤令人钦仰”。
当时，黄德俊见连长倒下，心急如焚，赶紧前往救护，才到连长身边，黄德俊就被机枪扫中，右肩胛中了数弹，倒在血泊中。这时候，又一发炸弹落到黄德俊身边，幸亏这枚炸弹没有爆炸。受伤的黄德俊在失血中昏死过去，后被送往后方医院救治。
黄德俊不知道的是，当时黄瑾受伤后，战友多次让他下火线包扎伤口，因战况紧急，黄瑾坚决拒绝退下火线。他一边自己包扎伤口，一边指挥作战。正当他再次冲锋陷阵时，不幸连中数弹，战死沙场，年仅40岁。
3月1日，侵沪日军8万人发动总攻，攻占浏河杨林口、七丫口等地。三五七团负责广肇山庄至竹围墩方面的固守任务。上午8时左右，10架敌机飞临我军阵地上空盘旋投弹，继而施放白烟为信号，指示其海军炮舰、陆军各式大炮对我军阵地猛烈炮击，步兵继而攻击。官兵们拼死抵抗，不惜以死殉国。激战至下午3时，我军预备队都已用尽，而此时，敌人又增加了三四千人的兵力，向我军猛攻。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第五团派来一营兵力协同作战，敌人才被击溃。
3月2日，我军因援军不继，被迫从上海撤退至南翔、昆山第二道防线。淞沪地区被日军占领。
黄胜庸和战友们在战壕里，与虎视眈眈的日军对峙了33天，使日军“4小时占领上海”的意图落空，被逼上和谈桌。这33天里，他们没有洗过澡，没有换过衣服，没有离开过寒冷的战壕。累了，他们就地打个盹，枪声一响，炮弹从飞机上一落，立马把充满血丝的眼睛瞪得溜圆。战壕被炸塌，马上冒着炮火修好；枪声一来，马上端起枪准备开火。
此役，三五七团伤亡惨重，壮烈牺牲的官兵105人（其中和平籍官兵牺牲50人），占60师阵亡官兵的28%。
此役，十九路军广大官兵前仆后继，浴血战斗一个多月，打死打伤日本侵略军1万多人，迫其三易最高指挥官，逐次增兵，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参与了淞沪抗战的曹学容在20世纪90年代初回忆，“这一战绩，是我军武器弹药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以勇敢机智取得的。”
因黄汉廷团作战能力突出，蔡廷锴将军曾下令褒奖了他。三五七团被记大功一次，颁授宝鼎勋章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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